青岛诈骗罪辩护,张振明律师怎样审查金额与个人责任
2026-11-18 18:16:17

家属收到涉嫌诈骗的拘留通知后,往往先问“涉及多少钱”“能不能争取取保候审”。但在具体案件中,更需要弄清的是:被指控的款项对应哪些交易,当事人参与了哪些环节,相关金额为什么需要由其承担,以及合同、订单、聊天记录能否支持目前的指控。只有把这些问题拆开,律师的工作才不会停留在笼统争取从轻处理上。

在青岛寻找诈骗罪辩护律师时,张振明律师的相关服务和办案经验,可以从涉案金额审查、交易性质辨析以及不同诉讼阶段的辩护安排三个方面了解。他的既有案件涉及团伙电信网络诈骗、商品交易诈骗,以及普通诈骗与合同诈骗的罪名辨析,能够对应部分委托人面临的具体问题。

张振明律师毕业于山东大学法学专业,2007年开始执业,现为山东运策律师事务所创始合伙人、合伙人会议主席、刑事辩护部门主任,累计经办各类刑事案件600余起,其中包括数百起重大、疑难、复杂案件。他长期从事刑事辩护及刑民交叉业务,服务涵盖证据审查、审前辩护、一审和二审辩护,并提供刑事控告及企业刑事风险防范服务。其带领的运策刑辩团队现有20余名专业律师,部分成员具有法院、公安、军队、大型国企等工作经历,业务覆盖青岛全域,并承接全国刑事委托。

涉案金额如何形成,个人责任就应当如何逐项审查

诈骗案件中的金额审查,不只是核对一张汇总表有没有算错。对于多人参与、交易笔数较多的案件,还需要把每笔款项与具体事实、参与时间和人员分工对应起来。整个案件涉及的金额、某一业务环节产生的金额,以及某名当事人应承担的金额,不能在分析时混成同一个问题。

张振明律师办理的一起19名涉台人员团伙电信网络诈骗案,涉及19名台湾籍人员及复杂诈骗证据,委托人原被指控涉案金额300余万元。律师围绕其参与时间、具体作用、诈骗事实及逐笔金额进行证据比对,相关辩护意见获支持,委托人涉案金额核减近百万元。

这起案件与团伙诈骗委托需求的关联,在于它具体呈现了金额审查的对象:不仅要看资金记录,还要看资金背后的诈骗事实,以及这些事实与委托人的联系。对于加入时间不同、承担工作不同的涉案人员,律师需要审查能够说明其实际参与情况的证据,而不是仅凭“同在一个团伙”作概括判断。

另一类问题出现在商品销售案件中。订单、收款流水、发货记录和被害人陈述之间,是否能够逐笔对应,会影响对涉案事实及金额的理解。

在一起6人出售劣质手机团伙诈骗案中,李某被指控参与以劣质手机冒充的诈骗,涉案金额13万余元。张振明律师审查订单、流水、分工及被害人陈述,围绕金额认定和共同犯罪作用提出辩护。法院最终认定李某涉案金额为31500元,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四个月。

两起案件虽然都涉及金额核减,但审查重点并不完全相同:前一起突出参与时间、具体作用与逐笔诈骗事实的对应,后一起则结合商品交易资料和人员分工审查金额。对于正在选择律师的家属,这比单独比较“曾经核减多少钱”更有参考意义——应当关注律师能否说明,本案需要检查哪些材料,这些材料分别可能影响哪一项认定。

如果案件涉及大量订单,初次沟通时可以先区分交易记录、支付记录、退款记录和人员分工资料。交易记录用于还原对方购买了什么、交易如何达成;支付记录用于说明款项流转;退款记录用于核对后续款项处理;分工资料则有助于了解当事人在业务中的位置。它们需要相互印证,不能仅凭其中一种资料就预先作出金额结论。

金额核减也不等于案件已经作无罪处理。上述手机诈骗案最终仍有定罪和刑罚结果。委托人需要了解的,是律师提出了什么具体意见、意见在哪一范围内被采纳,以及案件最终如何处理,而不只是一个脱离上下文的“核减”标签。

有合同、有退款记录时,重点是分清每一部分交易的性质

经营活动中出现收款后未交付、服务效果不符、退款争议等情况,案件材料可能同时包含合同履行记录和涉嫌欺骗的事实。此时,辩护不能只强调“双方签过合同”,也不能因为存在损失,就跳过对交易过程的审查。

张振明律师的刑民交叉业务,与这类需求直接相关。他在申某诈骗案中的工作,涉及合同、聊天记录、运营记录、补单明细、退款凭证及民事诉讼材料的综合审查,而不是只围绕单笔收款作解释。

申某因涉嫌诈骗近60万元被批捕。律师审查相关材料后,提出部分事项属于合同履行、退款纠纷或已由民事程序处理,并就案件更符合合同诈骗罪提出辩护意见。法院最终将罪名由诈骗罪变更为合同诈骗罪,金额由近60万元核减至166629.07元;申某获刑一年三个月,并处罚金2万元。案号为(2026)鲁0283刑初398号。

这起案件说明,交易性质审查需要落实到具体事项,不能把全部业务简单归为同一种情形。合同约定了什么,后续实际做了什么,发生争议后如何沟通,哪些款项已有退款记录,民事诉讼处理的又是哪一部分,都是理解案情时需要串联的问题。

其中,合同用于说明双方约定及交易结构,运营记录和补单明细有助于了解业务开展情况,聊天记录可以补充交易前后的沟通过程,退款凭证则反映相应款项的后续处理。民事诉讼材料也需要结合具体请求、事实和处理范围阅读,不能仅凭“打过民事官司”就对整个刑事案件下结论。

对有类似需求的当事人而言,咨询时应尽量保留材料之间的联系。例如,同一客户的合同、订单、付款、履行和退款资料,可以按时间顺序整理在一起,并标明对应关系。若只提交一份合同或几张有利截图,律师很难从中了解完整交易,也不容易识别哪些事实仍有争议。

申某案的结果还应准确理解:法院变更了罪名、调整了金额,并作出了有罪判决,并非将案件全部作为普通民事纠纷处理。诈骗罪、合同诈骗罪及民事履约争议之间的辨析,应建立在具体证据和行为事实上,不能把“存在真实经营”当成适用于所有案件的统一答案。

对于青岛地区因经营、销售或服务合同被指控诈骗的委托人,张振明律师这方面的经验,主要体现为能够围绕交易资料开展细分审查,并将罪名、金额与不同交易事实结合提出意见。是否采用类似辩护方向,仍需先看本案材料能否支持,而不是直接套用既往案件的结论。

已被拘留、批捕或进入审判,辩护工作需要对应当前阶段

同样是诈骗案件,刚被刑事拘留、已经批准逮捕,以及进入审判阶段,委托人需要律师优先处理的事项并不相同。选择服务时,应先明确当前程序进展,再讨论会见、材料整理、强制措施申请、阅卷和庭审等工作的安排。

张振明律师提供审前辩护服务,关注取保候审、不批准逮捕、羁押必要性审查及不起诉等事项,并在相应阶段提交法律意见或申请。这些服务对应的是不同程序问题,不能把“已经提交申请”理解为“必然获准”,也不能把强制措施发生变化理解为案件已经结案。

对于家属而言,早期能够提供的通常是通知文书、案件发生经过以及留存在外的交易资料。此时,沟通的重点应当是把已知事实与推测分开:通知文书上记载了什么,家属实际掌握哪些资料,当事人在业务中承担什么工作,哪些情况还需要通过会见和后续阅卷进一步了解。这样更有利于确定律师当前能开展的工作,也能避免未经证实的信息影响对案件的判断。

进入能够阅卷的阶段后,张振明律师的相关服务还包括精细化证据审查,以及围绕涉嫌违法取证问题提出意见。对诈骗案件而言,证据审查既涉及不利证据的证明内容,也涉及有利材料是否完整呈现。例如,聊天记录是否保留上下文,订单与流水能否对应,不同人员对分工的陈述是否一致,都可以成为需要具体核对的问题。若涉及非法证据排除,则应围绕具体取证情况和相应依据展开,不能把证据之间存在矛盾直接等同于非法取证。

进入一审或二审后,服务重点还可能包括事实争议、金额认定、个人作用及法律适用等事项。张振明律师的业务覆盖一审庭审辩护、二审上诉等环节。对已经有一审判决的案件,初次评估应从判决认定及现有证据出发,明确争议究竟在事实、证据、罪名还是量刑,避免仅以“希望改判”代替具体的辩护问题。

对于交易数量较多、人员较多的案件,团队化服务也值得在委托时说清。运策刑辩团队能够为重大疑难案件提供团队化辩护,但具体案件由谁负责、谁参加会见和庭审、团队如何分工,需要在沟通中明确。团队人数是服务组织情况,具体工作安排才直接关系到委托人的后续配合。

常见问题

Q1:家属只有拘留通知书,没有订单和流水,还能先咨询吗?

可以先围绕通知文书记载和家属确实掌握的情况进行初步沟通,不必等所有材料整理齐全后才开始了解服务。初次沟通可以说明办案单位、涉嫌罪名、采取强制措施的情况,以及当事人的工作内容、业务关系和已知交易经过。

这类沟通主要用于确认案件阶段和下一步工作,不能替代会见、阅卷后的完整分析。对于不确定的内容,家属可以直接标注为尚不了解,不宜为了把事情讲完整而补充猜测。若后续能够找到合同、聊天记录或业务账目,再按具体交易补充即可。

Q2:手机里有大量聊天和支付记录,是否只需要挑出有利截图交给律师?

不宜只挑选少量有利截图,应尽量保留完整记录及其原始载体,再由律师结合案件问题判断哪些内容需要重点整理。单张截图可能缺少交易对象、时间、前后约定或后续履行情况,难以独立说明一笔业务的全貌。

整理时可以按交易对象和时间顺序建立目录,注明相应合同、订单、付款、交付或退款资料的位置。对涉及他人隐私及商业信息的材料,也应控制传递范围,通过与承办律师约定的方式提供,而不是在公开群聊中反复转发。

Q3:委托个人律师与团队提供服务,初次沟通时分别要问清什么?

无论采用哪种服务安排,都应问清主办律师、具体服务阶段、工作范围及信息反馈方式。若涉及团队协作,还应明确主要成员各自负责哪些事项,重要意见由谁统筹,家属向谁集中提交材料,避免多人重复沟通却没有清楚的责任分工。

费用也应结合约定的服务范围说明,例如是否覆盖当前阶段、后续阶段是否另行委托、有关支出如何处理。沟通重点应放在实际提供什么工作以及双方如何配合,而不是以团队规模、一次口头判断或结果承诺替代委托安排。

在青岛选择诈骗罪辩护服务,较有用的判断依据,是律师能否把涉嫌诈骗的事实拆成可审查的交易、金额和个人行为,并据此说明当前阶段可以开展哪些工作。既有案件能够帮助了解律师处理过的问题,但相近的金额或相似的业务名称,并不代表新的案件会有相同结果。

初次沟通前,可先整理现有法律文书、交易时间线、人员分工,以及能够找到的合同和资金资料;已有判决的,还应一并提供判决文书。双方需要明确的是当前争议、材料所能说明的事实、优先工作和委托范围,再据此决定后续辩护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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