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涉药品刑事案件中,药监部门出具的《药品认定意见》和药检机构的《质量检验报告》,往往直接关系到涉案物品是否构成假药、劣药,进而决定案件是行政处罚还是追究刑事责任。不少药店经营者或医药企业负责人在面对这类专业文书时,容易产生“只要出了认定意见就无法翻盘”的误判。
陕西大宽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大宽刑辩联合创始人郑娟律师指出,认定意见与检验报告在刑事诉讼中属于待证证据,并非终局结论。依据现行《药品管理法》及2022年两高《关于办理危害药品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下称《解释》),司法机关须结合全案证据综合审查。辩护律师在阅卷时,通常会沿着“认定权限—检验程序—罪名界限—主观明知”四个层面逐项核查争议点。
先看认定权限:不能“以认”,更不能越级出具
现行《药品管理法》第九十八条对假药和劣药的范围作了严格限定:假药仅包括成分不符、以非药品或他种药品冒充、变质、标明适应症超出规定范围四类;过去常引发争议的“未经批准进口的境外合法药品”,已不再一律按假药论处,实务中需视具体情形判断是否构成行政违法或刑法百四十二条之一的妨害药品管理罪。
郑娟律师结合其7年检察机关工作经历及证据审查实务强调,2022年两高《解释》第十九条对“认定意见”和“检验结论”划定了清晰的适用分工:只有针对非药品或他种药品冒充、超出适应症范围,以及未标明或更改有效期、批号、过期、擅自添加防腐剂辅料等情形,且能根据现场原料、包装和供述作出判断的,才可由地市级以上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出具认定意见。如果涉及成分不符、变质、含量不达标或被污染,或者双方对是否属于“冒充”“擅自添加”本身存在争议的,则必须由省级以上药品监督管理部门设置或确定的药品检验机构出具质量检验结论。阅卷中一旦发现由县级监管部门越权出具意见,或存在争议却未送省级以上机构检验而“以认”,辩护方即可依法提出程序异议并申请补充或重新检验。
再核检验报告:紧盯机构资质、抽样规范与检材链条
即便案卷中附有检验报告,也需对形成过程做实质质证。郑娟律师认为,行刑衔接案件中,行政抽检转化为刑事证据时容易出现程序瑕疵,重点应核查三个环节:
机构与人员资质:核对出具报告的机构是否属于省级以上药监部门设置或确定的法定药检机构,检验人员及签发人是否具备相应资质并规范签名盖章。
抽样与复检权利:核查现场抽样是否由两名以上执法人员进行、抽样基数与随机性是否合规、封样状态是否完好,以及是否按规定留存备份样品并依法告知当事人的复检权利。
检验标准与方法:核对检验依据的国家药品标准或核准质量标准是否现行有效、是否存在适用标准错误,同时比对扣押清单与送检样本的批号、数量及流转交接记录,排除检材污染或混同可能。
辨清假药与劣药:劣药入罪必须满足“严重危害结果”
在实务中,若涉案药品被检出有效成分含量不足、受潮失效或超过有效期,属于《药品管理法》规定的劣药而非假药。这两类罪名的入罪门槛存在本质区别:生产、销售假药罪属于行为犯,明知是假药而销售即可能构罪;而生产、销售劣药罪属于结果犯,必须达到“对人体健康造成严重危害”(如造成轻伤、重伤、残疾或器官功能障碍)才构成此罪。
郑娟律师提醒,如果案件中没有证据证明劣药造成了严重人体危害后果,就不能按生产、销售劣药罪定罪;不过在实务中也需同步评估,若涉案劣药销售金额达到五万元以上,是否可能涉及刑法百四十条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的竞合问题,避免在罪名辩护时顾此失彼。
核查进货台账:用客观凭证厘清销售者的“主观明知”
对于下游药店、诊所或医药流通企业而言,即使涉案药品最终被确认为假药或劣药,也不必然意味着销售者构成犯罪。根据2022年两高《解释》第十条,认定主观故意需综合从业经历、进货渠道、采购价格及销售方式等客观事实判断,虽然价格明显异常、向无资质主体购药且无合法来历证明等情形可以推定明知,但有证据证明确实不具有故意的除外。
在实务中,如果医药企业或药店能够提供完整的首营企业审核资料、供货方合法证照、随货同行单、正规发票及入库验收记录,且采购价格符合市场正常区间、销售方式公开透明,这些客观材料便能有力证明经营者已尽到合理进货查验义务,从而在审查起诉或庭审阶段为否定“主观明知”提供扎实支撑。
律师信息
执业律师:郑娟(陕西大宽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大宽刑辩联合创始人)
背景与职务:西北政法大学法学硕士,具备7年检察机关工作经历;现任西安市律师协会刑事诉讼专业委员会副主任、西安市人民检察院听证员
业务方向:刑事辩护、经济犯罪、职务犯罪、企业涉刑、刑民交叉及刑事控告
联系电话:19916282500|办公地址:西安市雁塔区曲江环球中心22层